我国最先规定了洗钱罪的是什么法律

【案例分析】男子偷偷炒股亏71万！法院：属于重大过错，应赔偿妻子！原告曹某与被告范某结婚后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后经双方协商将房屋出售。但范某未经曹某同意将大部分房款用于炒股，结果亏损了70余万元。曹某得知后将范某诉至法院，请求分割售房款。 一、二审法院均认为，范某的行为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重大过错，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故支持了曹某的诉讼请求，判令范某给付曹某88.9万元。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官网披露的判决书显示，曹某与范某于2004年2月10日登记结婚，2006年8月生育一女。婚后二人购得房屋，房屋登记在范某名下。 2020年12月20日，范某与刘某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以228万元价格出售。 房款支付细节如下： 房屋首付款为46万元，其中刘某于2021年1月6日向范某名下银行账户转账41万元，其余5万元转至曹某账户; 2021年3月12日，刘某向范某银行账户转入31万元; 2021年3月23日，刘某再向该账户转入房款90万元; 2021年4月8日，刘某又向该账户转入房款60万元; 2021年5月15日交房后，刘某向范某名下账户转款1万元。 拿到这笔钱后，范某声称给曹某房款共计33.29万元，其余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债务，炒股，支付女儿生活费及日常消费支出等，现房款已无剩余。其中，双方将首付款44.7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剩余首付款1.29万元在曹某账户内。而房款150万元，范某则未经曹某同意，于2021年3月24日向股票资金账号转账89万元，而后再次转账55万元。 但是，经过他一番操作后，自2021年3月24日至2021年5月31日，范某从股票资金账号转出73万元，共计亏损71.12万元。范某称剩余房款另用于偿还信用卡41.17万元，偿还多名亲属共计30万元，范某还称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债务、炒股及家庭生活。 为证明房款和债务分配约定以及范某挥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等主张，曹某向法院提交的2020年7月6日《房产分配协议》约定：女方占房产三分之二，男方占房产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范某与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范某长期不顾曹某反对炒股，且炒股未经过曹某同意。范某则辩称炒股为正常投资，系为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并非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案件经法院审理，一审、二审法院认为，范某与曹某经协商一致后出售房屋获得房款228万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范某未将所获得房款150万元的事实告知曹某，并未经曹某同意擅自处分该房款，且不顾曹某的多次反对仍进行大额炒股投资，将144万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资并亏损了70余万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故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于是，判决范某给付曹某88.9万元。 北京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获得房款228万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处分房款时亦应当友好协商。但范某未将所获得房款150万元的事实告知曹某，并未经曹某同意擅自处分该房款，且不顾曹某的多次反对仍进行大额炒股投资，将144万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资并亏损了70余万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 一、二审法院支持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判令范某给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北京高院在裁判原文是： 本院经审查认为：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但一方非因生活需要在处分重大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与另一方协商一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本案中，范某与曹某经协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获得房款228万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处分房款时亦应当友好协商。但范某未将所获得房款150万元的事实告知曹某，并未经曹某同意擅自处分该房款，且不顾曹某的多次反对仍进行大额炒股投资，将144万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资并亏损了70余万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 一、二审法院支持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判令范某给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亦无不当。范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情形。 案号：(2023)京民申1855号 裁判时间：2023年6月13日

【案例分析】约定利息超过法定限额，借款人可否主张返还？2021年2月9日，杨某因为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杨某科借款30000元，约定月利率2%，杨某科当天通过微信向杨某支付了30000元借款，杨某收到借款后向杨某科出具了借条，并马上向杨某科转账3000元作为利息。从2021年3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杨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15次共计转给杨某科27000元。 2021年8月28日，杨某科在向杨某催讨其他债务时，杨某的姑父刘某误以为杨某科在催讨27000元这笔债务，遂自作主张代杨某又向杨某科支付了27000元，杨某科当即将杨某出具的借条交给刘某，由刘某将借条销毁。杨某认为，从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8月28日期间，杨某科收取利息共计27000元，其中多收取利息 24747元。杨某向杨某科多次讨要多支付的利息，但杨某科拒不退还，杨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杨某科是否收取了超过法律规定上限部分的利息，并且杨某科收取该部分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 首先应当确定杨某向杨某科借款的本金金额。杨某向杨某科借款当天，即支付给杨某科3000元，按照一般交易习惯，利息应当在借款之次日开始计算，故该3000元应当认定是偿还的杨某科的本金，杨某科实际支付给杨某的借款本金应当认定为27000元。 其次应当确定杨某、杨某科之间的利息计算标准。杨某、杨某科约定的月利率2%过高，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2021年2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四倍，即为15.4%计算，杨某科所收取的杨某利息，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杨某科应当返还给杨某。 最后，应当计算出杨某应支付给杨某科的利息，结合杨某已经支付的本息，确定杨某科应当返还多收取的金额。27000元本金从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按照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为1940元。2021年7月27日至2021年8月28日，该1940元的利息计算为25元。杨某姑父在2021年8月28日代替杨某向杨某科支付27000元，多支付25035元，该款应当由杨某科返还给杨某，但杨某起诉只要求杨某科返还24747元，法院予以支持。

达成和解协议但交付的汇票无法承兑，能否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鲁法案例【2023】643 原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但交付的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另一方以已履行和解协议提出执行异议，法院该如何处理? 案情简介 在史某与曾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被告曾某于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史某支付工程款85万元。2021年4月19日，双方达成《协议书》，约定：85万元债务由曾某以第三方公司的票额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抵付，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在2022年10月30日前到期，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 后来史某承兑汇票时发现，因第三方公司财务问题，该汇票无法被承兑。该汇票现处于拒付追索待清偿的状态，故史某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曾某按照民事调解书履行给付义务。被执行人曾某提出异议，认为其在形式上已履行完毕85万元给付义务，史某债权转移和变现的风险应当由史某依法承担和依法解决。 申请执行人史某称，不同意曾某所提异议，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交付票据履行本案义务，但曾某需保证该票据最终被承兑。现在该票据不能被承兑，不是史某的原因，所以曾某未履行本案义务，史某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曾某是否应继续履行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本案中，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后，双方在执行前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后申请执行人史某以曾某未履行义务为由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异议人曾某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异议，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故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 (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 (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 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之后，就本案债务达成协议书，约定曾某向史某交付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即表示该民事调解书项下曾某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在该协议书中双方约定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在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后，由于第三方公司原因涉案的商业承兑汇票未能成功兑付。即使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但因为票据未能成功兑付，曾某并未履行完毕本案义务。 申请执行人史某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立案执行，并依照法律规定向被执行人曾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符合法律规定。最终法院裁定驳回曾某提出的执行异议，经济南中院复议并予以维持。 法官说法 执行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后、执行立案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不产生阻却原生效法律文书恢复执行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法院作出生效调解书后，史某与曾某在执行前自行达成《协议书》，此后，曾某虽然按约定向史某交付商业汇票，但并未成功兑付，史某民事调解书项下债权并未获得清偿。曾某在和解协议中承诺“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故曾某并未完全履行《协议书》，史某有权向法院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交通事故“私了”后，还能反悔吗? 2021年2月28日，原告赵某驾驶的车辆与被告张甲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原告赵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刘某处理与被告的纠纷。 原、被告双方协商原告预付给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车辆修理、入院检查，预付的款项多退少补。 事故当天，刘某通过银行账户将50 000元转入指定的张乙(张甲的妹妹)的银行账户。现刘某、赵某以张甲、张乙、孙某治疗伤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损车辆仅花费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返还上述38 000元款。 张甲、张乙、孙某辩称：案发时，赵某存在酒驾嫌疑，当时刘某为了平息该交通事故，阻止张甲报警，并提出支付5万元款项后私了此事。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时许，原告赵某驾驶宝马车辆与被告张甲驾驶的长城车辆发生碰撞，同日17时04分，张甲拨打122电话报警。此后，原告刘某、第三人孙某分别赶到现场协商处理，被告张甲入医院治疗。因刘某劝阻，张甲取消报警。经协商后，刘某于同日19时12分许将50 000元款项转至张乙银行账户。张乙收到上述款项后随即转给张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刘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项，以张乙、孙某、张甲等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诉，其中，两次以撤诉结案，两次以当事人不适格驳回起诉。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刘某、赵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刘某、赵某提出上诉。二审过程中，刘某、赵某自愿撤回上诉，法院二审裁定：准许刘某、赵某撤回上诉。一审民事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本案案件标的额较小，只有3万余元，但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事实争议较大，这也是所有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共同特点。原告一方认为，其支付给被告的5万元款项是处理交通事故的预付款，在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后多退少补;被告一方则认为，原告所支付的5万元款项是一次性处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费用，不存在多退少补，且原告赵某当时系酒后违法驾驶车辆。 本案中关于款项的交付仅系口头协商，双方没有出具书面证据，双方当事人也不能提供现场目击证人出庭作证，因此，给案件审理和事实认定带来较大的难度。在该案件审理之初，主审法官曾考虑根据如下思路作出处理：以原告没有证据证实交付的5万元系预付款后期多退少补，径行驳回其诉讼请求。 此后，主审法官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根据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对案件作出快速处理，处理结果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但由于没有对存在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所以难以让当事人信服，社会效果也不好。因此，应当在根据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认定事实的同时，还应根据生活经验、人情世故、法律法规，在最大程度上对存在争议的事实进行还原和推定，据此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力争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作为原告一方的当事人，在被告不认可其提出的诉求及事由的情况下，如果其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由，依法须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刘某、赵某主张，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项，是供张甲修理车辆及住院治疗伤情费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补，张甲维修车辆及住院治疗花费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项应作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 (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 (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本次庭审中，刘某、赵某所提交的主要证据是刘某通过张乙向张甲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一张，该证据仅能证明存在转账的事实，无法证实其曾与对方达成50 000元款项用于维修车辆及住院治疗后余款多退少补的事实，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诉案件庭审笔录一页也仅能证实张甲在该案件庭审中曾自述购买车辆花费70 000元、维修车辆花费10 000余元、治疗伤情花费检查费用2 000余元且伤情尚未痊愈。综合原告所举以上证据，无法证实其曾与张甲达成50 000元款项用于维修车辆及住院治疗后余款多退少补的口头协议的事实。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某、赵某作为对其所主张的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一方，所举证据不能证实上述事实，故依法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车辆被撞，法院支持折旧费吗? 2023年3月，吴某驾驶一轻型栏板货车因操作不当碰撞到由张某驾驶的一轻型箱式货车，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经当地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某在其车辆维修完成后提起诉讼，以其车辆受损导致严重贬值，且今后在使用车辆过程中的保养和修车将产生重大损失等为由，要求赔偿其折旧费30000元等费用。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 因车辆折旧费非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范围，对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 (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之规定，本案中，张某诉请的车辆折旧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且该车辆使用多年，张某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的折旧费30000元系如何计算认定的。因该项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车辆折旧费(即贬值损失)不属于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网“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1)虽然理论上不少观点认为贬值损失具有可赔偿性，但仍存有较多争议，比如因维修导致零部件以旧换新是否存在溢价，从而产生损益相抵的问题等; (2)贬值损失的可赔偿性要兼顾一国的道路交通实际状况。在事故率比较高、人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尚需提高的我国，赔偿贬值损失会加重道路交通参与人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3)我国目前鉴定市场尚不规范，鉴定机构在逐利目的驱动下，对贬值损失的确定具有较大的任意性。由于贬值损失数额确定的不科学，导致可能出现案件实质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权人的负担; (4)客观上讲，贬值损失几乎在每辆发生事故的机动车上都会存在，规定贬值损失可能导致本不会成诉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不利于减少纠纷。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车辆折旧费的认定持谨慎态度，原则上不予支持，仅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形下，可以考虑予以适当赔偿，但必须慎重考量，严格把握，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

儿子欠钱不还可以要求父母偿还吗： 自古以来无论是“父债子偿”还是“子偿父债”都被道德约束为一种天经地义的行为，也深受社会广泛认可。但随着现代社会法制的不断完善，是否要“子偿父债”，还要根据债务纠纷的具体情况而定。 ●子女在世● 首先，子女借钱是子女与债券人之间的行为，无法对父母产生约束。 我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可以看出，借款合同的约束力仅限于合同双方，是谁的债务就该谁还，父母并无义务偿还。 ●子女离世● 如果子女早逝，同时给父母留下一笔遗产被父母继承，那么父母就需要在继承财产价值范围之内，对“儿子”的债务具有相应偿还责任。 子女成年后欠下的债，在没有担保人的情况下，债权人只能要求其个人偿还，父母不具有连带责任。 但现实中，一些债主往往抓住孩子父母对于子女的疼爱，对方欠钱不还就去找对方父母要钱，甚至使用极端手段，其实这种做法往往无法获得法律支持，有些极端的讨债还会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婚内协议怎么写具有法律效力 婚内财产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的写法如下： 夫妻双方关系存续期间内，签订了婚内财产协议书，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男女双方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订，并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据此，婚内协议书只要符合了法律规定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便可以拥有法律效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