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逃逸包庇罪如何处理

在交通肇事中，曾有儿子因交通肇事致人伤亡，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毅然为子顶罪，但真相被侦破之后，儿子仍被处以交通肇事罪，并具有肇事逃逸加重情节。同时，父亲以包庇罪论处。在这个案件中，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毅然为子顶罪，从法理上看，其的确是构成了包庇罪，但是从情理上看，这不过是一位父亲在为儿子牺牲自己，是父爱的表现。面对儿子即将展开的牢狱之灾，要一位父亲大义灭亲，还是有点残忍的。

而在中国古代刑法法制发展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其是指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亲属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法律原则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可以看出，此原则关键在于维护家天下的秩序与尊严，并且充分考虑了人性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面对亲人的犯罪行为，出于血缘亲情，很难一时之间做出告发的行为。而古代的法制中，用法律来肯定了这种亲人之间的包庇行为，并且，如果亲人之间互相告发犯罪行为的，告发之人反而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包庇罪，无论是不是亲人、朋友，只要具有包庇行为的，一律按照包庇罪论处。的确，从一方面来看，有助于案件的早日侦破，将凶手绳之于法，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无形中破坏了维系家族的纽带——亲情，但是对于人性而言，是莫大的考验。

包庇罪，从法理上而言，无可厚非，但从情理上看，将亲人、朋友之间的包庇、隐匿与一般人之间的包庇、隐匿混为一谈，似乎有些过于绝对，法律是不是应该针对包庇罪做一些修改，将亲人之间的包庇行为与一般人之间的包庇的行为区别开来，分别量刑?当然，建议修改包庇罪的处罚对象，不是为了帮助犯罪之人逃离法律的制裁，而是为了针对包庇之人做出更为合理的量刑。毕竟亲人之间的包庇，其犯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免于惩处，主管恶性较小。

当然，在现行法律中，亲人之间的包庇、隐匿还是会构成包庇罪的，因此，作为犯罪的人的亲属，仍应以劝导其投案自首为主，不能贸然为其顶罪，破坏现行法律规定，需为此付出代价。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犯罪对象是各种依照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人。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窝藏或包庇犯罪人的行为。窝藏，是指为犯罪的人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特点是使司法机关不能或者难以发现犯罪的人，因此，除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外，向犯罪的人通报侦查或追捕的动静、向犯罪的人提供化装的用具等等，也属于帮助其逃匿的行为。包庇，应限于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明掩盖犯罪人。在司法机关追捕的过程中，行为人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为了使犯罪人逃匿，而自己冒充犯罪的人向司法机关投案或者实施其他使司法机关误认为自己为原犯罪人的行为的，也应认定为包庇罪。窝藏、包庇的犯罪人，是指已经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既包括犯罪后潜逃未归案的犯罪人，也包括被司法机关羁押而脱逃的未决犯与已决犯。

主体是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本罪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即明知是犯罪的人而实施窝藏、包庇行为。明知是指认识到自己窝藏、包庇的是犯罪的人。在开始实施窝藏、包庇行为时明知是犯罪人的，当然成立本罪；在开始实施窝藏、包庇行为时不明知是犯罪人，但发现对方是犯罪人后仍然继续实施窝藏、包庇行为的，也成立本罪。

窝藏、包庇行为是在被窝藏、包庇的人犯罪后实施的，其犯罪故意也是在他人犯罪后产生的，即只有在与犯罪人没有事前通谋的情况下，实施窝藏、包庇行为的，才成立本罪。如果行为人事前与犯罪人通谋，商定待犯罪人实行犯罪后予以窝藏、包庇的，则成立共同犯罪。因此，本法第310条第2款规定，犯窝藏、包庇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共同犯罪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低于窝藏、包庇罪的法定刑，也应以共同犯罪论处。

伪证罪中的故意作虚假证明为犯罪人隐匿罪证的行为，与窝藏、包庇罪有相似之处。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本罪为一般主体；而伪证罪是特殊主体，只限于证人、鉴定人、记录人与翻译人。（2）本罪发生的时间没有限制；而伪证罪必须发生在刑事诉讼中。（3）本罪是通过使犯罪人逃匿或者采取其他庇护方法，使其逃避刑事制裁；伪证罪掩盖的是和案件有重要关系的犯罪情节。（4）窝藏、包庇的对象既可以是未决犯，也可以是已决犯；而伪证罪所包庇的对象只能是未决犯。

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故以往的刑法理论认为，消灭罪迹与毁灭罪证的行为构成包庇罪。本法增设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之后，也有人认为包庇罪包括帮助湮灭罪迹和毁灭罪证的行为。我们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包庇罪应仅限于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而不包括帮助犯罪人毁灭或者伪造证据的行为。不过，这两种犯罪的法定刑相差较大，如何合理划清其界限，还需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