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驾照是否有效应由交管部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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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男子偷偷炒股亏71万！法院：属于重大过错，应赔偿妻子！原告曹某与被告范某结婚后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后经双方协商将房屋出售。但范某未经曹某同意将大部分房款用于炒股，结果亏损了70余万元。曹某得知后将范某诉至法院，请求分割售房款。 一、二审法院均认为，范某的行为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重大过错，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故支持了曹某的诉讼请求，判令范某给付曹某88.9万元。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官网披露的判决书显示，曹某与范某于2004年2月10日登记结婚，2006年8月生育一女。婚后二人购得房屋，房屋登记在范某名下。 2020年12月20日，范某与刘某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以228万元价格出售。 房款支付细节如下： 房屋首付款为46万元，其中刘某于2021年1月6日向范某名下银行账户转账41万元，其余5万元转至曹某账户; 2021年3月12日，刘某向范某银行账户转入31万元; 2021年3月23日，刘某再向该账户转入房款90万元; 2021年4月8日，刘某又向该账户转入房款60万元; 2021年5月15日交房后，刘某向范某名下账户转款1万元。 拿到这笔钱后，范某声称给曹某房款共计33.29万元，其余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债务，炒股，支付女儿生活费及日常消费支出等，现房款已无剩余。其中，双方将首付款44.7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剩余首付款1.29万元在曹某账户内。而房款150万元，范某则未经曹某同意，于2021年3月24日向股票资金账号转账89万元，而后再次转账55万元。 但是，经过他一番操作后，自2021年3月24日至2021年5月31日，范某从股票资金账号转出73万元，共计亏损71.12万元。范某称剩余房款另用于偿还信用卡41.17万元，偿还多名亲属共计30万元，范某还称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债务、炒股及家庭生活。 为证明房款和债务分配约定以及范某挥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等主张，曹某向法院提交的2020年7月6日《房产分配协议》约定：女方占房产三分之二，男方占房产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范某与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范某长期不顾曹某反对炒股，且炒股未经过曹某同意。范某则辩称炒股为正常投资，系为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并非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案件经法院审理，一审、二审法院认为，范某与曹某经协商一致后出售房屋获得房款228万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范某未将所获得房款150万元的事实告知曹某，并未经曹某同意擅自处分该房款，且不顾曹某的多次反对仍进行大额炒股投资，将144万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资并亏损了70余万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故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于是，判决范某给付曹某88.9万元。 北京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获得房款228万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处分房款时亦应当友好协商。但范某未将所获得房款150万元的事实告知曹某，并未经曹某同意擅自处分该房款，且不顾曹某的多次反对仍进行大额炒股投资，将144万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资并亏损了70余万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 一、二审法院支持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判令范某给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北京高院在裁判原文是： 本院经审查认为：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但一方非因生活需要在处分重大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与另一方协商一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本案中，范某与曹某经协商一致后出售了涉案房屋，获得房款228万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处分房款时亦应当友好协商。但范某未将所获得房款150万元的事实告知曹某，并未经曹某同意擅自处分该房款，且不顾曹某的多次反对仍进行大额炒股投资，将144万元房款用于股票投资并亏损了70余万元，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侵害了曹某的平等支配权。 一、二审法院支持曹某请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诉讼请求，判令范某给付曹某889020.5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亦无不当。范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情形。 案号：(2023)京民申1855号 裁判时间：2023年6月13日

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师费谁承担? 在建工案件中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诉后，在合同未约定律师费、保全费的情况下，能否主张律师费和保全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审审查中给出回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5年，万某挂靠在华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产对此明知，仍与之签订《工程承包意向书》，将旧城改造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万某。 2016年，宏星房地产与华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后华宇公司与万某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将旧城改造项目转包给万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万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结清工程款，也未办理竣工验收。 万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华宇和宏星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工程进度款686万，律师费20万，保全费用2.7万及逾期利息1657万。 一审法院判决—— 支持386万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请求;就律师费和保全费，因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均为万某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支出的诉讼成本，该费用双方未有明确约定，且非因诉讼必须产生的费用，故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学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某支付工程款。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某支付工程款386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一审判决对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万某主张的律师费200000元的问题。 尽管万某与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对律师费的承担并无约定，但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经被擅自使用的情况下，仍以各种理由抗辩，拖延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属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司法资源的额外消耗和万学才的额外支出。 且万某因此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既是其为对抗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为的额外支出，也是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故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万某主张的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问题。本案诉讼系因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万学才工程款引起，万某为实现其债权，申请财产保全，并以保险公司提供保全保险的方式进行财产担保，系万某为实现其债权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万某的损失。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决，宏星房地产和华宇公司支付万某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其它项予以维持。 华宇公司和宏星房地产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 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的问题。万某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拒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以致引发本案诉讼，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学才支付万某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故对宏星公司、华宇公司主张不应承担律师费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代驾司机驾车撞人，谁来担责?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某赴宴饮酒后欲回家，因是开车来的，其便登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驾”板块发出订单，过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驾员赵某接单并赶来，按照订单路线送马某回家。 不料，车辆刚行驶到通州区某路段时，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横过道路，赵某刹车不及将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车辆损坏，胡某等三人均受伤。 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赵某为全部责任，胡某等三人均为无责任。胡某伤情经过鉴定为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符合七级伤残;右上肢肌力IV级符合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符合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50%)。 事发后胡某找到车辆使用人马某、代驾员赵某、出行小程序的运营方某科技公司、代驾平台的服务提供方亦即赵某的雇佣单位某人力公司、车辆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赵某、马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1187976.1元。 庭审中，某科技公司辩称自己仅是代驾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信息服务，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相关规定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答辩人仅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并非适格被告，亦非侵权人，不承担责任。 某保险公司辩称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但是本次事故伤者较多，共用保险限额。某人力公司辩称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司机赵某系职务行为，针对超出保险范围外，应由司机赵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答辩人愿意承担。赵某、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金额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谁是超出保险理赔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为平台内代驾服务的提供方应当承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代驾司机赵某的雇佣单位，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而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责任认定，其作为某出行交易平台中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核的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代驾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与某人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驾司机赵某所持驾驶证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不宜驾驶情况，代驾司机于事故发生之前亦处于平稳驾驶环境，故无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某科技公司也无法预知事故的发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赵某的用人单位也即平台内代驾服务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赔偿。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原告保险限额之外的合理损失费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