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完善法律规定来保障探视权的实现

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师费谁承担? 在建工案件中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诉后，在合同未约定律师费、保全费的情况下，能否主张律师费和保全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审审查中给出回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5年，万某挂靠在华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产对此明知，仍与之签订《工程承包意向书》，将旧城改造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万某。 2016年，宏星房地产与华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后华宇公司与万某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将旧城改造项目转包给万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万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结清工程款，也未办理竣工验收。 万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华宇和宏星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工程进度款686万，律师费20万，保全费用2.7万及逾期利息1657万。 一审法院判决—— 支持386万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请求;就律师费和保全费，因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均为万某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支出的诉讼成本，该费用双方未有明确约定，且非因诉讼必须产生的费用，故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学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某支付工程款。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某支付工程款386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一审判决对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万某主张的律师费200000元的问题。 尽管万某与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对律师费的承担并无约定，但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经被擅自使用的情况下，仍以各种理由抗辩，拖延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属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司法资源的额外消耗和万学才的额外支出。 且万某因此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既是其为对抗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为的额外支出，也是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故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万某主张的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问题。本案诉讼系因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万学才工程款引起，万某为实现其债权，申请财产保全，并以保险公司提供保全保险的方式进行财产担保，系万某为实现其债权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万某的损失。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决，宏星房地产和华宇公司支付万某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其它项予以维持。 华宇公司和宏星房地产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 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的问题。万某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拒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以致引发本案诉讼，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学才支付万某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故对宏星公司、华宇公司主张不应承担律师费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达成和解协议但交付的汇票无法承兑，能否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鲁法案例【2023】643 原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但交付的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另一方以已履行和解协议提出执行异议，法院该如何处理? 案情简介 在史某与曾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被告曾某于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史某支付工程款85万元。2021年4月19日，双方达成《协议书》，约定：85万元债务由曾某以第三方公司的票额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抵付，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在2022年10月30日前到期，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 后来史某承兑汇票时发现，因第三方公司财务问题，该汇票无法被承兑。该汇票现处于拒付追索待清偿的状态，故史某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曾某按照民事调解书履行给付义务。被执行人曾某提出异议，认为其在形式上已履行完毕85万元给付义务，史某债权转移和变现的风险应当由史某依法承担和依法解决。 申请执行人史某称，不同意曾某所提异议，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交付票据履行本案义务，但曾某需保证该票据最终被承兑。现在该票据不能被承兑，不是史某的原因，所以曾某未履行本案义务，史某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曾某是否应继续履行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本案中，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后，双方在执行前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后申请执行人史某以曾某未履行义务为由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异议人曾某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异议，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故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 (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 (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 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之后，就本案债务达成协议书，约定曾某向史某交付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即表示该民事调解书项下曾某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在该协议书中双方约定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在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后，由于第三方公司原因涉案的商业承兑汇票未能成功兑付。即使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但因为票据未能成功兑付，曾某并未履行完毕本案义务。 申请执行人史某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立案执行，并依照法律规定向被执行人曾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符合法律规定。最终法院裁定驳回曾某提出的执行异议，经济南中院复议并予以维持。 法官说法 执行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后、执行立案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不产生阻却原生效法律文书恢复执行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法院作出生效调解书后，史某与曾某在执行前自行达成《协议书》，此后，曾某虽然按约定向史某交付商业汇票，但并未成功兑付，史某民事调解书项下债权并未获得清偿。曾某在和解协议中承诺“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故曾某并未完全履行《协议书》，史某有权向法院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曾经炙手可热的教培行业，在“双减”政策后一落千丈。 有的项目投资人刚刚交费，还没来得及开展业务，就被狠狠“泼了一盆冷水”，这种情况下，加盟费还能退吗? 1加盟培训机构遇难题 步入退休年龄的张阿姨一直非常热爱教育行业，想着正好利用退休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与家里人多次商量后，张阿姨计划开展课外培训班，女儿刘女士对母亲的想法非常支持。于是在2019年12月，张阿姨与北京某教育有限公司签订《***美术中心特许经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教育有限公司授权张阿姨在约定期限内使用其经营资源在天津市某市区经营所许可的业务。张阿姨先后向教育有限公司支付特许经营费15万元、两年特许权使用费共4万元，另支付培生项目定金1000元。但协议签订后没多久，2020年全国疫情暴发，线下培训班纷纷关门停业，行业势头不断下滑。而此时，张阿姨多次与项目负责人电话、微信沟通开业地点，教育有限公司始终未能确定张阿姨的经营场所位置，导致张阿姨无法按照协议约定正常经营。 2创业选择行业至关重要 屋漏偏逢连夜雨，疫情还未完全散去，国家又在2021年突然发布“双减”政策，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张阿姨无法取得开办运营加盟分中心所需的办学许可证及营业执照等。培训班未开业就“凉凉”，张阿姨心里也开始打退堂鼓，于是在2021年8月，她向教育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先生发微信，多次提出“希望和总部商量一下退出加盟工作事宜”，武先生回复说会安排人员联系，但一直没有解除合同，也没有给张阿姨退费，就这样不了了之。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此事就成了张阿姨的心病。为了减轻张阿姨的焦虑与无助，女儿刘女士主动承担解决问题的重任，积极帮助母亲寻求法律帮助。 3解决退费同时解决情绪问题 在2022年2月，刘女士找到北京天用律所，希望能帮助母亲要回费用。天用律师仔细研究资料后，发现张阿姨与教育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中，有多个条款对我方当事人来说十分不利。与刘女士沟通情况后，她有点想要放弃，对案件信心不足，天用律师鼓励她说：“毛主席曾说过，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我们一定会全力争取，胜利的希望还是有的!你不信我，还不信毛主席吗?”天用律师的一番话点醒了刘女士，也激励了她重拾信心。做任何事都是有风险的，但要相信律师的专业能力，积极配合、共同努力，才能获得胜利。资料准备、立案程序在有序进行中，而在此期间，刘女士非常焦虑常常夜不能寐。她的焦虑一方面来自母亲对于本案的各种担忧与喋喋不休地唠叨，另一方面自己处于离婚状态，独自抚养孩子，而前夫拒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与抚养费，导致自己养育孩子经济压力非常大。两方面的心理压力使刘女士忧思过度，陷入轻微抑郁的状态。她频繁给天用律师发微信诉苦，言语间也曾透露出“生活太难了，活着没意思……”这种危险的信号。天用律师在办案的同时，总是抽出空闲时间对刘女士给予暖心安慰和耐心开导，甚至在刘女士心情极度消极的时候，天用律师特意到刘女士所在地见面沟通。“你是女儿，也是母亲，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不能这样消极下去!面对困难也要坚强起来，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好榜样!”......或许是天用律师的真诚解开了刘女士的心结，在精神上极大鼓舞了她，自此与她沟通案件情况，很明显看出她比之前变得乐观与积极。终于迎来了开庭的日子，刘女士与天用律师一同参加了庭审。天用律师在庭审中表明，自协议签订后，因教育有限公司无法确定我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的坐落位置，且取得特许经营资质是签署特许经营协议书的基础，但教育有限公司无相关资质及因“双减”政策落地后无法办理办学许可证及营业执照，致使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目的无法实现，所以教育有限公司应将相关费用退还给我方当事人。面对天用律师举证的协议、信息查询样本、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录音等十几项证据，法官十分认可，一审判决双方解除合同，教育有限公司退还张阿姨全部费用。 4是律师也是人生导师 在困难与挑战面前，天用律师表现出专业与不屈，最终获得了胜诉! 天用律师不仅解决了张阿姨一家人的法律难题，同时也给了她们母女精神上的激励与振奋，让她们看到了生活充满阳光与美好的一面!张阿姨与刘女士特意为天用律师送来一面锦旗!律师的职责不仅是解决法律难题，更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人生救赎!后续张阿姨又把自己亲戚遇到的法律难题委托给天用律所，这就是专业与口碑的魅力!

代驾司机驾车撞人，谁来担责?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某赴宴饮酒后欲回家，因是开车来的，其便登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驾”板块发出订单，过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驾员赵某接单并赶来，按照订单路线送马某回家。 不料，车辆刚行驶到通州区某路段时，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横过道路，赵某刹车不及将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车辆损坏，胡某等三人均受伤。 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赵某为全部责任，胡某等三人均为无责任。胡某伤情经过鉴定为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符合七级伤残;右上肢肌力IV级符合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符合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50%)。 事发后胡某找到车辆使用人马某、代驾员赵某、出行小程序的运营方某科技公司、代驾平台的服务提供方亦即赵某的雇佣单位某人力公司、车辆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赵某、马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1187976.1元。 庭审中，某科技公司辩称自己仅是代驾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信息服务，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相关规定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答辩人仅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并非适格被告，亦非侵权人，不承担责任。 某保险公司辩称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但是本次事故伤者较多，共用保险限额。某人力公司辩称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司机赵某系职务行为，针对超出保险范围外，应由司机赵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答辩人愿意承担。赵某、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金额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谁是超出保险理赔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为平台内代驾服务的提供方应当承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代驾司机赵某的雇佣单位，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而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责任认定，其作为某出行交易平台中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核的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代驾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与某人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驾司机赵某所持驾驶证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不宜驾驶情况，代驾司机于事故发生之前亦处于平稳驾驶环境，故无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某科技公司也无法预知事故的发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赵某的用人单位也即平台内代驾服务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赔偿。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原告保险限额之外的合理损失费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车辆被撞，法院支持折旧费吗? 2023年3月，吴某驾驶一轻型栏板货车因操作不当碰撞到由张某驾驶的一轻型箱式货车，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经当地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某在其车辆维修完成后提起诉讼，以其车辆受损导致严重贬值，且今后在使用车辆过程中的保养和修车将产生重大损失等为由，要求赔偿其折旧费30000元等费用。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 因车辆折旧费非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范围，对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 (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之规定，本案中，张某诉请的车辆折旧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且该车辆使用多年，张某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的折旧费30000元系如何计算认定的。因该项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车辆折旧费(即贬值损失)不属于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赔偿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网“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1)虽然理论上不少观点认为贬值损失具有可赔偿性，但仍存有较多争议，比如因维修导致零部件以旧换新是否存在溢价，从而产生损益相抵的问题等; (2)贬值损失的可赔偿性要兼顾一国的道路交通实际状况。在事故率比较高、人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尚需提高的我国，赔偿贬值损失会加重道路交通参与人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3)我国目前鉴定市场尚不规范，鉴定机构在逐利目的驱动下，对贬值损失的确定具有较大的任意性。由于贬值损失数额确定的不科学，导致可能出现案件实质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权人的负担; (4)客观上讲，贬值损失几乎在每辆发生事故的机动车上都会存在，规定贬值损失可能导致本不会成诉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不利于减少纠纷。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车辆折旧费的认定持谨慎态度，原则上不予支持，仅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形下，可以考虑予以适当赔偿，但必须慎重考量，严格把握，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

1，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 2，《民法典》在原《继承法》规定的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的基础上，将遗嘱形式扩展为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使我们在立遗嘱的选择上形式更多，也更加规范。 3，为了促进遗嘱人意思自治的实现，《民法典》还取消了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地位，构建起多种遗嘱形式效力平行的格局，有助于保障人们利用遗嘱形式处分财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