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的审查认定

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师费谁承担? 在建工案件中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诉后，在合同未约定律师费、保全费的情况下，能否主张律师费和保全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审审查中给出回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5年，万某挂靠在华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产对此明知，仍与之签订《工程承包意向书》，将旧城改造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万某。 2016年，宏星房地产与华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后华宇公司与万某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将旧城改造项目转包给万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万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结清工程款，也未办理竣工验收。 万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华宇和宏星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工程进度款686万，律师费20万，保全费用2.7万及逾期利息1657万。 一审法院判决—— 支持386万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请求;就律师费和保全费，因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均为万某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支出的诉讼成本，该费用双方未有明确约定，且非因诉讼必须产生的费用，故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学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某支付工程款。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某支付工程款386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一审判决对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万某主张的律师费200000元的问题。 尽管万某与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对律师费的承担并无约定，但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经被擅自使用的情况下，仍以各种理由抗辩，拖延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属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司法资源的额外消耗和万学才的额外支出。 且万某因此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既是其为对抗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为的额外支出，也是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故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万某主张的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问题。本案诉讼系因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万学才工程款引起，万某为实现其债权，申请财产保全，并以保险公司提供保全保险的方式进行财产担保，系万某为实现其债权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万某的损失。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决，宏星房地产和华宇公司支付万某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其它项予以维持。 华宇公司和宏星房地产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 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的问题。万某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拒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以致引发本案诉讼，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学才支付万某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故对宏星公司、华宇公司主张不应承担律师费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2022年7月23日，在北京市昌平区某小区院内，50多岁的赵女士和儿子、儿媳、孙子一家人晚饭后悠闲散步。 赵女士在踩到一个看起来外观完好的井盖时，不料井盖竟然发生了180度翻转，致使赵女士坠入7米深的污水井中。 赵女士家人立即向消防队求助，将赵女士从深井中解救出来并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坠落深井造成赵女士胸椎骨折、腰椎骨折、胫骨平台骨折、踝关节骨折等全身多处损伤。 出院之后，赵女士及家属多次找物业公司沟通赔偿款的事情，但是物业公司认为“赵女士要的赔偿款过高，而且物业公司已经垫付了医疗费28万元”，不同意对赵女士进行合理赔偿。 委托专业人员才能安心休养 赵女士的家人对于物业公司拒绝赔偿的态度非常气愤，但是也无计可施。一家人为了赔偿的事情急得焦头烂额，导致赵女士无法安心养伤，子女也无法安心工作。 经过一家人商量后，一致决定委托律师来办理，这样既能更快速地要回赔偿款，伤者及家人也能节约时间，各自安好。 经过充分的咨询沟通，在2022年9月2日，赵女士正式委托北京市元甲律所帮助自己拿到应得的赔偿。 元甲律所专案组研究案情，积极指导赵女士准备录音、现场照片、医疗费用票据等各类证据材料，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合理赔偿。 03物业公司担责 获得满意赔偿 为了避免物业公司对赵女士伤残情况不认可，元甲律师为赵女士申请了诉中伤残鉴定和三期鉴定。 经鉴定赵女士的伤情构成一处九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伤残赔偿指数25%;建议误工期为210日、护理期为120日、营养期为120日。 庭审过程中，物业公司为了逃避自身责任，辩称“赵女士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部分责任”。 因此，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为责任的承担问题。 针对责任问题，元甲律师专业解析，并具体分析事故发生过程： 事故发生时，虽然未天黑，但涉案井盖位于小区居民日常通行的道路上，外观完好，看不出任何异样，也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识，任何人经过井盖都无法知悉井盖损害的情况，无法对此作出判断并采取措施，故赵女士作为小区居民不应当承担责任。 而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者，未进行安全排查，在明知井盖位于主干道常年被货车碾压损坏的情况下不作为，导致赵女士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理当承担全部责任。 法官十分认可元甲律师的庭审意见，一审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承担全部责任，赵女士不承担责任，由物业公司除已垫付的医疗费28万元，另外赔偿赵女士52万余元。 赵女士以及家人对赔偿金额表示非常满意!历经一年的时间，元甲专案组温暖陪伴当事人及家人度过了每一个艰难的时刻，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终于圆满解决了他们的难题! 律师点评 只有委托专业律师，对案件进行专业的分析，才能制定对当事人最有利的策略，最大限度为当事人争取利益。

代驾司机驾车撞人，谁来担责?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某赴宴饮酒后欲回家，因是开车来的，其便登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驾”板块发出订单，过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驾员赵某接单并赶来，按照订单路线送马某回家。 不料，车辆刚行驶到通州区某路段时，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横过道路，赵某刹车不及将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车辆损坏，胡某等三人均受伤。 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赵某为全部责任，胡某等三人均为无责任。胡某伤情经过鉴定为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符合七级伤残;右上肢肌力IV级符合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符合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50%)。 事发后胡某找到车辆使用人马某、代驾员赵某、出行小程序的运营方某科技公司、代驾平台的服务提供方亦即赵某的雇佣单位某人力公司、车辆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赵某、马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1187976.1元。 庭审中，某科技公司辩称自己仅是代驾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信息服务，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相关规定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答辩人仅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并非适格被告，亦非侵权人，不承担责任。 某保险公司辩称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但是本次事故伤者较多，共用保险限额。某人力公司辩称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司机赵某系职务行为，针对超出保险范围外，应由司机赵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答辩人愿意承担。赵某、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金额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谁是超出保险理赔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为平台内代驾服务的提供方应当承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代驾司机赵某的雇佣单位，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而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责任认定，其作为某出行交易平台中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核的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代驾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与某人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驾司机赵某所持驾驶证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不宜驾驶情况，代驾司机于事故发生之前亦处于平稳驾驶环境，故无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某科技公司也无法预知事故的发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赵某的用人单位也即平台内代驾服务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赔偿。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原告保险限额之外的合理损失费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交通事故在线咨询：小区内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对于小区内的道路发生的交通事故，原则上应当作为普通民事侵权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管辖和职责范围。其损害赔偿事宜，应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如果当事人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调解，公安机关原则上也可以接受。为了方便事故当事人及时解决纠纷，如果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案的，公安机关可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即指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应当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理交通事故等相关规定处理，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警后，应当立即派交通警察进行现场处理，搜集证据，进行相关鉴定；根据事故现场勘察、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接受当事人的请求，对当事人之间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进行调解，赔偿标准参照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执行，等等。

🚩妻子在车上安装定位，侵犯的是丈夫的隐私权还是个人信息利益？ 丈夫在本案一审主张其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利益受到侵犯，一审法院认定妻子侵犯的是丈夫的隐私权，妻子上诉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隐私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重要的人格权利。而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因个人信息之“信息”范围涵盖的多样性，其不可避免的与隐私权中的私密信息发生交叉重合。但尽管如此，也不可将隐私权中私密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保护同等看待。 🍀个人信息侧重保护自然人的信息决定自由，只有经过自然人同意以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时，他人方可以依法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自然人的个人信息。 🍀而隐私权侧重于保护信息的内容，即未经他人同意，不得以拍摄、窥探、公开等方法获取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或干扰他人的私生活安宁。 🌷可见，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在具体案件中，应该结合加害人的主观目的、手段方法等综合判定。 本案中，依据现有的证据显示，妻子主张其于2020年9月17日在丈夫名下雪佛兰牌轿车（车牌号：京xx）排气管后面安装定位器，目的在于随时知晓车辆位置。妻子与丈夫属于夫妻关系，通常情况下，如果安装定位器用于车辆安全保护，大可不必向相对方予以隐瞒。 由于妻子对其行为无法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释，因此，合理的分析就是，其安装定位器目的在于探知丈夫的行踪信息等。 🔥🔥但是，如果行为人收集他人的行踪信息不在于获取相关数据，而是为了窥探该行踪信息背后所隐含他人的私生活秘密，由此就进入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从庭审中可以得知，妻子与丈夫的夫妻关系已出现裂痕，亦进行了婚姻诉讼。联系到本案，在无其他合理解释时，认定妻子通过安装定位器获取他人隐私的主观目的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 🔥🔥因此，妻子所侵犯客体是丈夫的隐私，而非个人信息，即以“跟踪”的方法对丈夫私生活安宁和私密活动进行“窥探”，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