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是怎么认定分手费的 分手后被主张分手费不给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天用案例】官司赢了，被执行人仍不还钱，怎么办？丁女士与王某是多年的朋友关系，进入四十不惑年龄的王某，近年间却不务正业，养成了游手好闲、沉迷赌博的恶习。2022年初，王某以家庭生活需要为由多次向丁女士借款。 2022年1月23 日，在王某的花言巧语下，丁女士头脑一热，以自身征信为王某办理了贷款事宜，王某全程指导丁女士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存款等多种方式将贷款转入王某指定的账户。 上述操作一气呵成，等丁女士冷静下来多方思考方知自己是被骗了!好在丁女士幡然醒悟，并及时进行补救措施，她强烈要求王某出具欠条，确认截至2022 年1 月30 日，王某共欠付丁女士借款金额730000元，逾期月息为 1.2%，且承诺完全由王某承担所有贷款费用并按银行分期要求偿还贷款。 虽然手里握着欠条，丁女士仍然没有能够高枕无忧!借款到期后，王某随即开始拖延还款，丁女士多次催讨，王某未全额还款，仅偿还了123000元，且王某事后承诺给丁女士的30000元借名贷款报酬费也未支付。 因王某严重违约的不诚信行为，丁女士面临着巨额还贷压力，经济上与心理上均遭受重创。丁女士为了尽快要回借款，找到北京天用律所咨询委托。 天用律师指导丁女士收集各方面的证据并积极准备诉讼资料，立案至法院。在天用律师的全力争取下，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王某分期进行偿还丁女士 67万元、贷款委托费 3 万元、律师费 11万元、保全担保费 1000 元。 官司赢了，本以为王某会乖乖还款，万万没想到双方达成调解书后，王某一直未予履行还款责任，还以种种理由拖延!本案在北京西城法院审理，天用律师催促法院做了几次与被执行人王某的谈话，让法官亲自见证被执行的言而无信与蔑视法律的威严，为后来的拘留埋下了伏笔! 在一次约定好的谈话中，被执行人又出尔反尔，这下彻底惹怒了法官。天用律师趁势申请拘留被执行人，得到批准!最终被执行人被拘留15天。 后来经过天用律师和解谈判，被执行人现行每月还款5000元，丁女士对天用律师的尽职尽责非常感动，对此结果也很满意，给天用律所送来了锦旗!

【案例分析】约定利息超过法定限额，借款人可否主张返还？2021年2月9日，杨某因为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杨某科借款30000元，约定月利率2%，杨某科当天通过微信向杨某支付了30000元借款，杨某收到借款后向杨某科出具了借条，并马上向杨某科转账3000元作为利息。从2021年3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杨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15次共计转给杨某科27000元。 2021年8月28日，杨某科在向杨某催讨其他债务时，杨某的姑父刘某误以为杨某科在催讨27000元这笔债务，遂自作主张代杨某又向杨某科支付了27000元，杨某科当即将杨某出具的借条交给刘某，由刘某将借条销毁。杨某认为，从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8月28日期间，杨某科收取利息共计27000元，其中多收取利息 24747元。杨某向杨某科多次讨要多支付的利息，但杨某科拒不退还，杨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杨某科是否收取了超过法律规定上限部分的利息，并且杨某科收取该部分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 首先应当确定杨某向杨某科借款的本金金额。杨某向杨某科借款当天，即支付给杨某科3000元，按照一般交易习惯，利息应当在借款之次日开始计算，故该3000元应当认定是偿还的杨某科的本金，杨某科实际支付给杨某的借款本金应当认定为27000元。 其次应当确定杨某、杨某科之间的利息计算标准。杨某、杨某科约定的月利率2%过高，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2021年2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四倍，即为15.4%计算，杨某科所收取的杨某利息，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杨某科应当返还给杨某。 最后，应当计算出杨某应支付给杨某科的利息，结合杨某已经支付的本息，确定杨某科应当返还多收取的金额。27000元本金从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7月27日按照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为1940元。2021年7月27日至2021年8月28日，该1940元的利息计算为25元。杨某姑父在2021年8月28日代替杨某向杨某科支付27000元，多支付25035元，该款应当由杨某科返还给杨某，但杨某起诉只要求杨某科返还24747元，法院予以支持。

　　生活中这类案件时有发生，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相互赠送礼物和金钱来表达情意和祝福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爱情中，双方应当保持一定的理智，不要把金钱作为衡量感情的标准，也不要被感情冲昏头脑。为了避免双方在分手后产生经济纠纷，情侣之间的转账可进行备注款项性质并保留相关书面证据，以免日后产生纠纷。 　　如果能够查明转账款项用途，双方对此产生争议时该如何认定恋爱期间转账的性质?一般来说，如果转账留言或红包描述中，或在款项支付的前后聊天记录中，表明款项是借款，那么可以认定为借款，在分手后，可以就相关款项要求对方返还。在特殊节日里转账的有特殊意义的数额，除非有证据证明是借款，否则法院无法支持要求返还的诉求。而恋人间的正常消费、密集、琐碎的转账、来往可视为一般赠与，在分手后，也不能要求返还。 　　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双方往来款项超过日常生活交往等一定合理限度，数额较大，一方主张是为促使双方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的财物时，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实认定上述给付是否属于彩礼性质，从而依法作出裁判。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 　　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五条 　　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七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师费谁承担? 在建工案件中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诉后，在合同未约定律师费、保全费的情况下，能否主张律师费和保全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审审查中给出回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5年，万某挂靠在华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产对此明知，仍与之签订《工程承包意向书》，将旧城改造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万某。 2016年，宏星房地产与华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后华宇公司与万某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将旧城改造项目转包给万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万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结清工程款，也未办理竣工验收。 万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华宇和宏星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工程进度款686万，律师费20万，保全费用2.7万及逾期利息1657万。 一审法院判决—— 支持386万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请求;就律师费和保全费，因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均为万某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支出的诉讼成本，该费用双方未有明确约定，且非因诉讼必须产生的费用，故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学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某支付工程款。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某支付工程款386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一审判决对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万某主张的律师费200000元的问题。 尽管万某与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对律师费的承担并无约定，但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经被擅自使用的情况下，仍以各种理由抗辩，拖延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属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司法资源的额外消耗和万学才的额外支出。 且万某因此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既是其为对抗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为的额外支出，也是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故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万某主张的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问题。本案诉讼系因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万学才工程款引起，万某为实现其债权，申请财产保全，并以保险公司提供保全保险的方式进行财产担保，系万某为实现其债权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万某的损失。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决，宏星房地产和华宇公司支付万某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其它项予以维持。 华宇公司和宏星房地产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 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的问题。万某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拒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以致引发本案诉讼，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学才支付万某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故对宏星公司、华宇公司主张不应承担律师费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元甲普法：空置房要交物业费吗?答案来了! 空置房到底要不要交物业费?答案是：要交!因为物业服务具有公众性空置房业主也享受到了物业服务。 此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物业合同纠纷案件房屋空置拒不缴纳物业费的当事业主杨某败诉被判交纳拖欠的物业费! 业主房屋空置5年不交物业费 物业公司起诉! 2015年5月，杨某在湖南省平江县某小区购买了一套住宅并办理了收房手续。同年，杨某与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协议。 此后，由于杨某一直未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多次致电和书面催交，但杨某以未真正入住为由拒不交纳物业费。 2020年9月，物业公司将杨某起诉至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要求杨某支付物业费，并承担近千元的违约金。 杨某辩称，其房屋在交付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既未对房屋进行装修，也未居住或使用，根本未享受过物业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务，所以不应支付物业费和违约金。 而物业公司坚称，虽然杨某的房屋处于闲置状态，但物业公司仍为其房屋的安全、公共设施的维护、小区的整体绿化和保洁提供了服务，故杨某理应交纳物业费，并承担违约金。 法院判决 业主应按合同支付物业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作为业主，物业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杨某提供物业服务，因此，当事人之间系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杨某应按物业服务合同及相关规定向原告交纳物业费。 杨某辩称办理入住手续后未实际居住，未享受过物业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务，所以不应支付物业费和违约金的主张，不予采纳。 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现《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判决杨某支付2015年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物业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地方立法空置房物业费打折，与上位法不一致，应予以纠正) 审理法官怎么说? “交纳物业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基本合同义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 经书面催交，业主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或者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交纳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支付物业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未享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温馨提示 物业服务具有公众性，它的价值在于在满足公共性服务的同时，达到对整个居住环境品质的提升，最终体现对业主个体的服务价值。 物业费的构成包括保洁费、保安费、绿化费等，大部分是为全体业主公共部分的管理、共用设备设施维护的费用，并非针对专门某个业主的服务。 虽然房屋空置，但小区卫生仍需天天清洁打扫，公共秩序必须时时巡查维护，所有设施设备如电梯、消防等费用也要正常支出。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交通事故“私了”后，还能反悔吗? 2021年2月28日，原告赵某驾驶的车辆与被告张甲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原告赵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刘某处理与被告的纠纷。 原、被告双方协商原告预付给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车辆修理、入院检查，预付的款项多退少补。 事故当天，刘某通过银行账户将50 000元转入指定的张乙(张甲的妹妹)的银行账户。现刘某、赵某以张甲、张乙、孙某治疗伤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损车辆仅花费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返还上述38 000元款。 张甲、张乙、孙某辩称：案发时，赵某存在酒驾嫌疑，当时刘某为了平息该交通事故，阻止张甲报警，并提出支付5万元款项后私了此事。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时许，原告赵某驾驶宝马车辆与被告张甲驾驶的长城车辆发生碰撞，同日17时04分，张甲拨打122电话报警。此后，原告刘某、第三人孙某分别赶到现场协商处理，被告张甲入医院治疗。因刘某劝阻，张甲取消报警。经协商后，刘某于同日19时12分许将50 000元款项转至张乙银行账户。张乙收到上述款项后随即转给张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刘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项，以张乙、孙某、张甲等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诉，其中，两次以撤诉结案，两次以当事人不适格驳回起诉。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刘某、赵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刘某、赵某提出上诉。二审过程中，刘某、赵某自愿撤回上诉，法院二审裁定：准许刘某、赵某撤回上诉。一审民事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本案案件标的额较小，只有3万余元，但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事实争议较大，这也是所有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共同特点。原告一方认为，其支付给被告的5万元款项是处理交通事故的预付款，在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后多退少补;被告一方则认为，原告所支付的5万元款项是一次性处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费用，不存在多退少补，且原告赵某当时系酒后违法驾驶车辆。 本案中关于款项的交付仅系口头协商，双方没有出具书面证据，双方当事人也不能提供现场目击证人出庭作证，因此，给案件审理和事实认定带来较大的难度。在该案件审理之初，主审法官曾考虑根据如下思路作出处理：以原告没有证据证实交付的5万元系预付款后期多退少补，径行驳回其诉讼请求。 此后，主审法官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根据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对案件作出快速处理，处理结果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但由于没有对存在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所以难以让当事人信服，社会效果也不好。因此，应当在根据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认定事实的同时，还应根据生活经验、人情世故、法律法规，在最大程度上对存在争议的事实进行还原和推定，据此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力争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作为原告一方的当事人，在被告不认可其提出的诉求及事由的情况下，如果其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由，依法须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刘某、赵某主张，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项，是供张甲修理车辆及住院治疗伤情费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补，张甲维修车辆及住院治疗花费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项应作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 (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 (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本次庭审中，刘某、赵某所提交的主要证据是刘某通过张乙向张甲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一张，该证据仅能证明存在转账的事实，无法证实其曾与对方达成50 000元款项用于维修车辆及住院治疗后余款多退少补的事实，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诉案件庭审笔录一页也仅能证实张甲在该案件庭审中曾自述购买车辆花费70 000元、维修车辆花费10 000余元、治疗伤情花费检查费用2 000余元且伤情尚未痊愈。综合原告所举以上证据，无法证实其曾与张甲达成50 000元款项用于维修车辆及住院治疗后余款多退少补的口头协议的事实。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某、赵某作为对其所主张的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一方，所举证据不能证实上述事实，故依法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代驾司机驾车撞人，谁来担责?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某赴宴饮酒后欲回家，因是开车来的，其便登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驾”板块发出订单，过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驾员赵某接单并赶来，按照订单路线送马某回家。 不料，车辆刚行驶到通州区某路段时，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横过道路，赵某刹车不及将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车辆损坏，胡某等三人均受伤。 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赵某为全部责任，胡某等三人均为无责任。胡某伤情经过鉴定为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符合七级伤残;右上肢肌力IV级符合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符合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50%)。 事发后胡某找到车辆使用人马某、代驾员赵某、出行小程序的运营方某科技公司、代驾平台的服务提供方亦即赵某的雇佣单位某人力公司、车辆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赵某、马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1187976.1元。 庭审中，某科技公司辩称自己仅是代驾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信息服务，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相关规定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答辩人仅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并非适格被告，亦非侵权人，不承担责任。 某保险公司辩称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但是本次事故伤者较多，共用保险限额。某人力公司辩称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司机赵某系职务行为，针对超出保险范围外，应由司机赵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答辩人愿意承担。赵某、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金额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谁是超出保险理赔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为平台内代驾服务的提供方应当承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代驾司机赵某的雇佣单位，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而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责任认定，其作为某出行交易平台中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核的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代驾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与某人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驾司机赵某所持驾驶证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不宜驾驶情况，代驾司机于事故发生之前亦处于平稳驾驶环境，故无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某科技公司也无法预知事故的发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赵某的用人单位也即平台内代驾服务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赔偿。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原告保险限额之外的合理损失费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