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个人债务范围的法律规定

达成和解协议但交付的汇票无法承兑，能否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鲁法案例【2023】643 原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但交付的商业承兑汇票无法承兑，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另一方以已履行和解协议提出执行异议，法院该如何处理? 案情简介 在史某与曾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被告曾某于2022年10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史某支付工程款85万元。2021年4月19日，双方达成《协议书》，约定：85万元债务由曾某以第三方公司的票额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抵付，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在2022年10月30日前到期，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 后来史某承兑汇票时发现，因第三方公司财务问题，该汇票无法被承兑。该汇票现处于拒付追索待清偿的状态，故史某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曾某按照民事调解书履行给付义务。被执行人曾某提出异议，认为其在形式上已履行完毕85万元给付义务，史某债权转移和变现的风险应当由史某依法承担和依法解决。 申请执行人史某称，不同意曾某所提异议，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交付票据履行本案义务，但曾某需保证该票据最终被承兑。现在该票据不能被承兑，不是史某的原因，所以曾某未履行本案义务，史某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曾某是否应继续履行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执行程序开始前，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本案中，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后，双方在执行前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后申请执行人史某以曾某未履行义务为由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异议人曾某以已履行和解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异议，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故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裁定中止执行; (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 (五)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 史某与曾某在本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之后，就本案债务达成协议书，约定曾某向史某交付8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即表示该民事调解书项下曾某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在该协议书中双方约定曾某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在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后，由于第三方公司原因涉案的商业承兑汇票未能成功兑付。即使曾某将涉案票据交付给史某，但因为票据未能成功兑付，曾某并未履行完毕本案义务。 申请执行人史某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立案执行，并依照法律规定向被执行人曾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符合法律规定。最终法院裁定驳回曾某提出的执行异议，经济南中院复议并予以维持。 法官说法 执行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后、执行立案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不产生阻却原生效法律文书恢复执行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法院作出生效调解书后，史某与曾某在执行前自行达成《协议书》，此后，曾某虽然按约定向史某交付商业汇票，但并未成功兑付，史某民事调解书项下债权并未获得清偿。曾某在和解协议中承诺“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最终能被兑付”，故曾某并未完全履行《协议书》，史某有权向法院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元甲案例】婚内欠款一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吗?离婚时怎么分割? 2016年，80后的刘先生与90后的林女士经介绍认识，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育一子。 然而，在他们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背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悄然降临。自从孩子出生后，家庭开销逐渐加大，由于两人工作收入较低，夫妻俩人觉得网店生意能赚钱，于是在2019年，两人经过协商入驻了网购平台经营一家网店。原本希望开网店能够赚钱弥补家庭开支，但没想到由于两人对于经营网店没有经验，没过多久网店生意亏损欠了十万块钱。年轻的小夫妻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再加上养育孩子花销不断增长，林女士和刘先生开始入不敷出。 掉入网贷的深渊无法自拔 两人在金钱的压力下开始了网贷之路。2019年至2022年期间，林女士先后从××贷、××优品、××月付、×音、××白条、××花、××易、××借条、××卡、××花呗、××分期、××借等十几个平台进行借款，同时林女士还向亲人分别借款12万元、3.1万元、3万元等多笔借款。起初，这只是用来应对临时的金钱周转难题，但在一次次的还贷压力之下，他们发现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利息也越来越高。于是二人开始刷信用卡、借网贷用于偿还欠款，加上日常生活开销较大，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债务及利息越积累越多。至此，林女士尚有网络平台债务19万余元及他人欠款18万余元，刘先生为了给林女士偿还平台债务，刷自己信用卡及向他人借款28万元。网贷的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欠越多，两个人矛盾越来越大，原本融洽的家庭氛围也开始恶化。 高额债务到底由谁承担 林女士责怪刘先生在家庭财务上的管理不善，刘先生则觉得林女士过于挥霍浪费。渐渐地，他们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激烈争吵和长时间冷战。 最终，两人决定结束这段感情，但在谁承担家庭债务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谁也不愿意多承担债务，因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刘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且要求28万元债务由林女士自己来承担。但是林女士自己名下有37万余元债务，实在是无力承担，于是找到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团队，希望元甲律师能够帮助自己谈判，希望刘先生名下的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承担。 调解离婚 债务各自承担 元甲专案组开始指导林女士收集证据资料，准备应诉。在起初阶段，刘先生态度非常坚决，不接受庭前调解。 庭审过程中，元甲律师据理力争，指出无法证明这个债务属于林女士的个人债务，而且林女士这边的债务金额更高，需要分割公积金、养老保险等财产。在元甲律师积极向法院争取调解下，最终迫使刘先生同意调解离婚，双方达成协议，刘先生的个人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来承担。成功调解离婚后，林女士及全家人都很开心，表示“元甲律师为他们排忧解难，调解结果达到了心理预期，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元甲律师真是个精英团队”!

儿子欠钱不还可以要求父母偿还吗： 自古以来无论是“父债子偿”还是“子偿父债”都被道德约束为一种天经地义的行为，也深受社会广泛认可。但随着现代社会法制的不断完善，是否要“子偿父债”，还要根据债务纠纷的具体情况而定。 ●子女在世● 首先，子女借钱是子女与债券人之间的行为，无法对父母产生约束。 我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可以看出，借款合同的约束力仅限于合同双方，是谁的债务就该谁还，父母并无义务偿还。 ●子女离世● 如果子女早逝，同时给父母留下一笔遗产被父母继承，那么父母就需要在继承财产价值范围之内，对“儿子”的债务具有相应偿还责任。 子女成年后欠下的债，在没有担保人的情况下，债权人只能要求其个人偿还，父母不具有连带责任。 但现实中，一些债主往往抓住孩子父母对于子女的疼爱，对方欠钱不还就去找对方父母要钱，甚至使用极端手段，其实这种做法往往无法获得法律支持，有些极端的讨债还会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婚内协议怎么写具有法律效力 婚内财产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的写法如下： 夫妻双方关系存续期间内，签订了婚内财产协议书，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男女双方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订，并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据此，婚内协议书只要符合了法律规定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便可以拥有法律效力了。

🚩妻子在车上安装定位，侵犯的是丈夫的隐私权还是个人信息利益？ 丈夫在本案一审主张其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利益受到侵犯，一审法院认定妻子侵犯的是丈夫的隐私权，妻子上诉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隐私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重要的人格权利。而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因个人信息之“信息”范围涵盖的多样性，其不可避免的与隐私权中的私密信息发生交叉重合。但尽管如此，也不可将隐私权中私密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保护同等看待。 🍀个人信息侧重保护自然人的信息决定自由，只有经过自然人同意以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时，他人方可以依法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自然人的个人信息。 🍀而隐私权侧重于保护信息的内容，即未经他人同意，不得以拍摄、窥探、公开等方法获取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或干扰他人的私生活安宁。 🌷可见，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在具体案件中，应该结合加害人的主观目的、手段方法等综合判定。 本案中，依据现有的证据显示，妻子主张其于2020年9月17日在丈夫名下雪佛兰牌轿车（车牌号：京xx）排气管后面安装定位器，目的在于随时知晓车辆位置。妻子与丈夫属于夫妻关系，通常情况下，如果安装定位器用于车辆安全保护，大可不必向相对方予以隐瞒。 由于妻子对其行为无法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释，因此，合理的分析就是，其安装定位器目的在于探知丈夫的行踪信息等。 🔥🔥但是，如果行为人收集他人的行踪信息不在于获取相关数据，而是为了窥探该行踪信息背后所隐含他人的私生活秘密，由此就进入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从庭审中可以得知，妻子与丈夫的夫妻关系已出现裂痕，亦进行了婚姻诉讼。联系到本案，在无其他合理解释时，认定妻子通过安装定位器获取他人隐私的主观目的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 🔥🔥因此，妻子所侵犯客体是丈夫的隐私，而非个人信息，即以“跟踪”的方法对丈夫私生活安宁和私密活动进行“窥探”，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