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在外经营欠款儿女是否也承担连带责任

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 举个栗子:大牛将股权卖给富贵，签约后未在30天内办理变更登记，之后大牛觉得卖亏了，遂反悔并主张合同未生效。 关于合同生效与报批义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该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效力。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履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市场主体变更登记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属于依法须经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在批准文件有效期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此条规定是指决议和决定，并非协议。 （2008）开民初字第134号判决书的观点:未经登记并不能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无效，因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是宣示性登记而非设权性登记。是市场部门为了便于管理，为满足公开查询目的所进行的股东信息登记。真正决定股东身份的并非登记行为，而是股东名册、股东出资证明以及股东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实质行为。所以大牛的主张不予成立。 那么如何防范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相关风险呢？ 如果是卖方: 1.尽量约定先收钱，再办理变更登记； 2.约定自己只有配合义务； 3.不接受未及时配合办理登记过重的违约责任； 4.移交后及时办理登记； 5.约定买方不配合办理登记的违约责任。 如果是买方: 1.尽量约定先登记后付款，或者分期付款（留较大尾款）； 2.就卖方不配合办理登记约定较重违约责任； 3.约定公司本身为登记的义务人且承担违约责任且与卖方承担连带责任（买方原因除外）。

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师费谁承担? 在建工案件中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诉后，在合同未约定律师费、保全费的情况下，能否主张律师费和保全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审审查中给出回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5年，万某挂靠在华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产对此明知，仍与之签订《工程承包意向书》，将旧城改造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万某。 2016年，宏星房地产与华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后华宇公司与万某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将旧城改造项目转包给万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万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结清工程款，也未办理竣工验收。 万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华宇和宏星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工程进度款686万，律师费20万，保全费用2.7万及逾期利息1657万。 一审法院判决—— 支持386万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请求;就律师费和保全费，因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均为万某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支出的诉讼成本，该费用双方未有明确约定，且非因诉讼必须产生的费用，故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学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某支付工程款。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某支付工程款386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一审判决对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万某主张的律师费200000元的问题。 尽管万某与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对律师费的承担并无约定，但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经被擅自使用的情况下，仍以各种理由抗辩，拖延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属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司法资源的额外消耗和万学才的额外支出。 且万某因此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既是其为对抗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为的额外支出，也是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故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万某主张的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问题。本案诉讼系因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万学才工程款引起，万某为实现其债权，申请财产保全，并以保险公司提供保全保险的方式进行财产担保，系万某为实现其债权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万某的损失。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决，宏星房地产和华宇公司支付万某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其它项予以维持。 华宇公司和宏星房地产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 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的问题。万某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拒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以致引发本案诉讼，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学才支付万某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故对宏星公司、华宇公司主张不应承担律师费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元甲案例】婚内欠款一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吗?离婚时怎么分割? 2016年，80后的刘先生与90后的林女士经介绍认识，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育一子。 然而，在他们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背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悄然降临。自从孩子出生后，家庭开销逐渐加大，由于两人工作收入较低，夫妻俩人觉得网店生意能赚钱，于是在2019年，两人经过协商入驻了网购平台经营一家网店。原本希望开网店能够赚钱弥补家庭开支，但没想到由于两人对于经营网店没有经验，没过多久网店生意亏损欠了十万块钱。年轻的小夫妻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再加上养育孩子花销不断增长，林女士和刘先生开始入不敷出。 掉入网贷的深渊无法自拔 两人在金钱的压力下开始了网贷之路。2019年至2022年期间，林女士先后从××贷、××优品、××月付、×音、××白条、××花、××易、××借条、××卡、××花呗、××分期、××借等十几个平台进行借款，同时林女士还向亲人分别借款12万元、3.1万元、3万元等多笔借款。起初，这只是用来应对临时的金钱周转难题，但在一次次的还贷压力之下，他们发现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利息也越来越高。于是二人开始刷信用卡、借网贷用于偿还欠款，加上日常生活开销较大，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债务及利息越积累越多。至此，林女士尚有网络平台债务19万余元及他人欠款18万余元，刘先生为了给林女士偿还平台债务，刷自己信用卡及向他人借款28万元。网贷的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欠越多，两个人矛盾越来越大，原本融洽的家庭氛围也开始恶化。 高额债务到底由谁承担 林女士责怪刘先生在家庭财务上的管理不善，刘先生则觉得林女士过于挥霍浪费。渐渐地，他们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激烈争吵和长时间冷战。 最终，两人决定结束这段感情，但在谁承担家庭债务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谁也不愿意多承担债务，因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刘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且要求28万元债务由林女士自己来承担。但是林女士自己名下有37万余元债务，实在是无力承担，于是找到北京市元甲律所婚姻家事团队，希望元甲律师能够帮助自己谈判，希望刘先生名下的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承担。 调解离婚 债务各自承担 元甲专案组开始指导林女士收集证据资料，准备应诉。在起初阶段，刘先生态度非常坚决，不接受庭前调解。 庭审过程中，元甲律师据理力争，指出无法证明这个债务属于林女士的个人债务，而且林女士这边的债务金额更高，需要分割公积金、养老保险等财产。在元甲律师积极向法院争取调解下，最终迫使刘先生同意调解离婚，双方达成协议，刘先生的个人债务由刘先生自己来承担。成功调解离婚后，林女士及全家人都很开心，表示“元甲律师为他们排忧解难，调解结果达到了心理预期，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元甲律师真是个精英团队”!

代驾司机驾车撞人，谁来担责?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某赴宴饮酒后欲回家，因是开车来的，其便登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驾”板块发出订单，过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驾员赵某接单并赶来，按照订单路线送马某回家。 不料，车辆刚行驶到通州区某路段时，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横过道路，赵某刹车不及将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车辆损坏，胡某等三人均受伤。 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赵某为全部责任，胡某等三人均为无责任。胡某伤情经过鉴定为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符合七级伤残;右上肢肌力IV级符合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符合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50%)。 事发后胡某找到车辆使用人马某、代驾员赵某、出行小程序的运营方某科技公司、代驾平台的服务提供方亦即赵某的雇佣单位某人力公司、车辆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赵某、马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1187976.1元。 庭审中，某科技公司辩称自己仅是代驾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信息服务，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相关规定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答辩人仅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并非适格被告，亦非侵权人，不承担责任。 某保险公司辩称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但是本次事故伤者较多，共用保险限额。某人力公司辩称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司机赵某系职务行为，针对超出保险范围外，应由司机赵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答辩人愿意承担。赵某、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金额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谁是超出保险理赔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为平台内代驾服务的提供方应当承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代驾司机赵某的雇佣单位，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而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责任认定，其作为某出行交易平台中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核的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代驾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与某人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驾司机赵某所持驾驶证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不宜驾驶情况，代驾司机于事故发生之前亦处于平稳驾驶环境，故无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某科技公司也无法预知事故的发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赵某的用人单位也即平台内代驾服务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赔偿。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原告保险限额之外的合理损失费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