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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建材城诉北京市海淀区城管违法拆除案
于海明律师2021.12.28235人阅读
导读：
城管强拆上地建材城被判违法 6万平方米建筑被强拆 所有者索赔6亿元 王阳2004年7月，京城知名的建材集散地上地建材城被认定为“影响市容市貌”的违章建筑，并遭海淀城管部门强制拆除。7月28日，海淀城管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对上地建材城进行强制拆除。郭俊琴对此强拆决定不服，先后向法院提起了两个行政诉讼，一是请求法院确认海淀城管的拆除行为违法，二是向海淀城管大队索赔6亿元。强制拆除程序违法判决称，海淀城管大队做出的具体强制拆除行为，因未能严格执行强制拆除的法定程序，也属于违法行为。那么上地建材城诉北京市海淀区城管违法拆除案。大律网小编为大家整理如下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
城管强拆上地建材城被判违法 6万平方米建筑被强拆 所有者索赔6亿元 王阳2004年7月，京城知名的建材集散地上地建材城被认定为“影响市容市貌”的违章建筑，并遭海淀城管部门强制拆除。7月28日，海淀城管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对上地建材城进行强制拆除。郭俊琴对此强拆决定不服，先后向法院提起了两个行政诉讼，一是请求法院确认海淀城管的拆除行为违法，二是向海淀城管大队索赔6亿元。强制拆除程序违法判决称，海淀城管大队做出的具体强制拆除行为，因未能严格执行强制拆除的法定程序，也属于违法行为。关于上地建材城诉北京市海淀区城管违法拆除案的法律问题，大律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房产纠纷律师相关的法律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
城管强拆上地建材城被判违法 6万平方米建筑被强拆 所有者索赔6亿元
王阳
2004年7月，京城知名的建材集散地上地建材城被认定为“影响市容市貌”的违章建筑，并遭海淀城管部门强制拆除。事发后，认为该建筑不属“违章建筑”，且城管执法过程中多处违反法定程序，建材城董事长郭俊琴将海淀城管告上法院。记者昨天获悉，历经3年多的漫长诉讼，市一中院近日一审判定，海淀城管的拆除行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
据了解，占地63745.73平方米的上地建材城从1998年正式营业。此前的1993年起，郭俊琴及其所在的双清公司及上地建材城，先后与海淀乡树村大队正白旗生产队、北京市海淀海鹏农工商公司签订了多份为期30年的土地租赁协议。
建材城开工之初，海淀区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向双清公司颁发了面积为16000平方米的《开工证》。1998年，因建材城中7120平方米的建设违法，原海淀区规划管理局对双清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对该部分违法建设予以罚款，但决定“罚款后可以保留使用，在国家需要时无条件拆除”。
2004年7月21日，海淀区城管大队向上地建材城下发了《限期拆除决定书》，称建材城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违法建设，责令其于7天内自行拆除。7月28日，海淀城管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对上地建材城进行强制拆除。7天后，建材城被夷为平地。
郭俊琴对此强拆决定不服，先后向法院提起了两个行政诉讼，一是请求法院确认海淀城管的拆除行为违法，二是向海淀城管大队索赔6亿元。
近日，市一中院一审审结了“请求确认城管拆除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并作出一审判决：海淀城管大队做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行政行为。
记者昨天获悉，这一判决下达后，海淀城管大队随即提出上诉。此后不久，上地建材城也提交了上诉材料。此案目前已经进入二审程序。由此案引发的6亿元索赔案，迄今尚未有新的进展。
■以案说法
拆除决定依据不足
法院认为，城管部门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之前，未对上地建材城提交的、已经盖有职能部门公章并产生效力的《开工证》进行审查，导致强拆行为中涉及《开工证》的部分事实不清，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最终确认：海淀城管大队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以及对上地建材城所属建筑物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强制拆除程序违法
判决称，海淀城管大队做出的具体强制拆除行为，因未能严格执行强制拆除的法定程序，也属于违法行为。
判决书认定， 首先，海淀城管大队在强拆上地建材城时，未依照法定程序通知被执行人到场，违反法律对此做出的明文规定；其次，海淀城管大队在强拆时，未对上地建材城的财物予以依法登记，并制作物品清单，亦属执法程序不当。转载自 《京华时报》 2008年6月25日 附评论： “建材城拆迁案”暴露法律缺失 刘航 因对6万余平方米的上地建材城进行强拆，海淀城管日前被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强拆违法；在该事件中，建材城另案起诉海淀城管索赔6亿元，被称为京城最大的行政赔偿案。（6月25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按照《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对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实行的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模式，行政机关只在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具有强制执行权。这种模式在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上采取了折中态度，即不“一刀切”地规定由法院或行政机关垄断行政强制执行权。从宏观上来说，这种模式是可取的。
虽然立法注意到了行政强制执行权需要在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进行权限划分，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行政强制法，现行立法对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强制执行权的划分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明确统一、科学合理的可操作性标准和界限。
比如在原则上规定人民法院有广泛的强制执行权，但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拆迁等重大人身、财产权益，且受损后很难恢复的事项，却同时把强制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以至于行政机关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对自己有利的往往选择自己强制执行，让“生米做成熟饭”，而执行起来劳神费力或根本无法执行的，则往往申请法院执行。这种执行权配置状况，有悖公平合理原则，而且与法治和人权保障的精神不符。
具体到上地建材城拆迁这个案件，对于一个涉及6万余平方米的建筑，海淀城管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便完成了从调查取证、认定事实、作出决定到强制执行的全部工作，效率虽高，但整个过程既缺乏相对人的有效参与，又缺乏外部的权力制约，对如此涉及投资者和消费者重大权益的案件，仅由城管部门自己决定，自己执行了。而缺乏监督的权力，往往会导致恣意和滥用。
其实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行政强制执行尤其是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的重大事项的案件，都特别强调法院的控权作用，要求行政机关必须申请法院执行或获得法院许可后执行。
上地建材城案不论最后结论如何，都警醒我们要审思现行法律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我们不可能完全取消行政机关自身的强制执行权（事实和法律上均没有必要），但应当立法明确对于涉及公民重大人身权、财产权且极易造成事后难以弥补损失的案件的强制执行权，应当赋予以限制公权、保障私权为皈依的法院。对此，希望正处在立法“快车道”上的《行政强制法》能有所体现。
转载自《新京报》2008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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