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违法建筑的强拆是否合法

因拖欠工程款打官司，律师费谁承担? 在建工案件中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承包人起诉后，在合同未约定律师费、保全费的情况下，能否主张律师费和保全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建工案件的再审审查中给出回应。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5年，万某挂靠在华宇公司名下承包工程，宏星房地产对此明知，仍与之签订《工程承包意向书》，将旧城改造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万某。 2016年，宏星房地产与华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后华宇公司与万某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将旧城改造项目转包给万某。 但截至2019年11月，万某向宏星公司交付了案涉房屋，但一直未结清工程款，也未办理竣工验收。 万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华宇和宏星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工程进度款686万，律师费20万，保全费用2.7万及逾期利息1657万。 一审法院判决—— 支持386万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请求;就律师费和保全费，因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均为万某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支出的诉讼成本，该费用双方未有明确约定，且非因诉讼必须产生的费用，故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学才支付工程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某支付工程款。一审判决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向万某支付工程款386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一审判决对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万某主张的律师费200000元的问题。 尽管万某与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对律师费的承担并无约定，但华宇公司、宏星公司在工程已经被擅自使用的情况下，仍以各种理由抗辩，拖延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属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司法资源的额外消耗和万学才的额外支出。 且万某因此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既是其为对抗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行为的额外支出，也是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故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万某主张的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的问题。本案诉讼系因华宇公司、宏星公司欠付万学才工程款引起，万某为实现其债权，申请财产保全，并以保险公司提供保全保险的方式进行财产担保，系万某为实现其债权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万某的损失。万某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决，宏星房地产和华宇公司支付万某律师费20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7746.71元。其它项予以维持。 华宇公司和宏星房地产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 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的问题。万某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宏星公司、华宇公司拒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以致引发本案诉讼，宏星公司、华宇公司应向万学才支付万某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故对宏星公司、华宇公司主张不应承担律师费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交通事故“私了”后，还能反悔吗? 2021年2月28日，原告赵某驾驶的车辆与被告张甲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原告赵某委托其丈夫即原告刘某处理与被告的纠纷。 原、被告双方协商原告预付给被告50 000元，用于被告的车辆修理、入院检查，预付的款项多退少补。 事故当天，刘某通过银行账户将50 000元转入指定的张乙(张甲的妹妹)的银行账户。现刘某、赵某以张甲、张乙、孙某治疗伤情及修理交通事故中受损车辆仅花费12 000元、余款38 000元拒不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返还上述38 000元款。 张甲、张乙、孙某辩称：案发时，赵某存在酒驾嫌疑，当时刘某为了平息该交通事故，阻止张甲报警，并提出支付5万元款项后私了此事。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2月28日17时许，原告赵某驾驶宝马车辆与被告张甲驾驶的长城车辆发生碰撞，同日17时04分，张甲拨打122电话报警。此后，原告刘某、第三人孙某分别赶到现场协商处理，被告张甲入医院治疗。因刘某劝阻，张甲取消报警。经协商后，刘某于同日19时12分许将50 000元款项转至张乙银行账户。张乙收到上述款项后随即转给张甲。 此后，自2021年7月5日至2022年11月17日，刘某因支付50 000元款项，以张乙、孙某、张甲等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先后四次向法院起诉，其中，两次以撤诉结案，两次以当事人不适格驳回起诉。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刘某、赵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刘某、赵某提出上诉。二审过程中，刘某、赵某自愿撤回上诉，法院二审裁定：准许刘某、赵某撤回上诉。一审民事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本案案件标的额较小，只有3万余元，但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事实争议较大，这也是所有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共同特点。原告一方认为，其支付给被告的5万元款项是处理交通事故的预付款，在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后多退少补;被告一方则认为，原告所支付的5万元款项是一次性处理交通事故的所有费用，不存在多退少补，且原告赵某当时系酒后违法驾驶车辆。 本案中关于款项的交付仅系口头协商，双方没有出具书面证据，双方当事人也不能提供现场目击证人出庭作证，因此，给案件审理和事实认定带来较大的难度。在该案件审理之初，主审法官曾考虑根据如下思路作出处理：以原告没有证据证实交付的5万元系预付款后期多退少补，径行驳回其诉讼请求。 此后，主审法官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根据上述思路，固然可以对案件作出快速处理，处理结果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但由于没有对存在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所以难以让当事人信服，社会效果也不好。因此，应当在根据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认定事实的同时，还应根据生活经验、人情世故、法律法规，在最大程度上对存在争议的事实进行还原和推定，据此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力争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作为原告一方的当事人，在被告不认可其提出的诉求及事由的情况下，如果其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由，依法须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刘某、赵某主张，其支付的50 000元款项，是供张甲修理车辆及住院治疗伤情费用、剩余(不足)部分多退少补，张甲维修车辆及住院治疗花费12 000元左右，剩余的38 000元款项应作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 (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 (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本次庭审中，刘某、赵某所提交的主要证据是刘某通过张乙向张甲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一张，该证据仅能证明存在转账的事实，无法证实其曾与对方达成50 000元款项用于维修车辆及住院治疗后余款多退少补的事实，其所提交的先前起诉案件庭审笔录一页也仅能证实张甲在该案件庭审中曾自述购买车辆花费70 000元、维修车辆花费10 000余元、治疗伤情花费检查费用2 000余元且伤情尚未痊愈。综合原告所举以上证据，无法证实其曾与张甲达成50 000元款项用于维修车辆及住院治疗后余款多退少补的口头协议的事实。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某、赵某作为对其所主张的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一方，所举证据不能证实上述事实，故依法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代驾司机驾车撞人，谁来担责? 202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某赴宴饮酒后欲回家，因是开车来的，其便登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出行小程序中的“代驾”板块发出订单，过了不久由某人力公司管理的代驾员赵某接单并赶来，按照订单路线送马某回家。 不料，车辆刚行驶到通州区某路段时，正遇胡某和朋友共三人横过道路，赵某刹车不及将胡某和朋友撞倒，造成车辆损坏，胡某等三人均受伤。 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赵某为全部责任，胡某等三人均为无责任。胡某伤情经过鉴定为轻度智能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符合七级伤残;右上肢肌力IV级符合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符合十级伤残(综合赔偿指数50%)。 事发后胡某找到车辆使用人马某、代驾员赵某、出行小程序的运营方某科技公司、代驾平台的服务提供方亦即赵某的雇佣单位某人力公司、车辆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某人力公司、赵某、马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1187976.1元。 庭审中，某科技公司辩称自己仅是代驾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信息服务，劳务公司为代驾服务提供方，根据相关规定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因此，某人力公司是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答辩人仅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并非适格被告，亦非侵权人，不承担责任。 某保险公司辩称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但是本次事故伤者较多，共用保险限额。某人力公司辩称先由保险公司理赔，司机赵某系职务行为，针对超出保险范围外，应由司机赵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答辩人愿意承担。赵某、马某表示由法院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金额并无异议，但是对于谁是超出保险理赔限额之外的赔偿责任主体、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争议。 本案中某人力公司一方面作为平台内代驾服务的提供方应当承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代驾司机赵某的雇佣单位，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而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责任认定，其作为某出行交易平台中为用户和服务方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的主体，主要起到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进行审核的义务，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代驾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与某人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代驾司机赵某所持驾驶证合法有效，且未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不宜驾驶情况，代驾司机于事故发生之前亦处于平稳驾驶环境，故无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某科技公司也无法预知事故的发生，故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赵某的用人单位也即平台内代驾服务提供方被告某人力公司赔偿。故某人力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通州法院判决原告保险限额之外的合理损失费用由某人力公司承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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